这个周日，京剧《锁麟囊》就要在密市演艺中心演出了，这是第一次有顶尖水准的国内演出团体来加拿大演出这个堪称国粹经典的程派名剧。在这里，转贴一些值得一读的文章，希望能有助于理解程派，理解这个剧目，理解京剧艺术。
一个名伶的内心世界——《程砚秋日记》读后(上)
作者：章诒和
1 柳丝不为系萍踪
程砚秋（1904—1958，满族）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里年纪最轻的，生得比谁都晚，死得比谁都早。他比梅兰芳小十岁，比尚小云、荀慧生小四岁。艺事开始最晚，成就却不输任何人。
他最独特，艺独特。独特到你听了一句，就会牢牢记住。你迷上了，就会终生不渝。生前享有盛名，死后流传最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程派艺术的评价越来越高。
他最独特，人独特。性格，情操、经历、为人都很不一般。必须承认:他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是最多的，他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认识能力、求知欲望、自我意识等，在艺坛是首屈一指的。程砚秋不完全是艺人,凡事有看法，遇事有主张，人生态度积极，生活有目的。与此同时，他又有出世、超脱、归隐、耕读、虚无倾向以及浓浓悲情。两个方面相互矛盾，彼此纠缠，中国文人气质和精神追求，水乳交融般地统一到他的身上。
2010年年初，程永江请人送来由他整理出版的父亲日记——《程砚秋日记》，还带了一句话：希望读后能写一篇书评。我爽快地答应了，毕竟我们有两代人的交往。“日记”读了一半，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感受太多，恐怕不只是写书评了。我需要对程砚秋做再认识，说着，说着，人也激动起来。
我曾撰文说：艺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群体。你只能看到外表，他们会和你很亲热，但决不能让你知道他们的内心秘密。然而，这本《程砚秋日记》制造了例外，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触及并得以探究一个中国艺人、一个有着非凡成就的艺人的内心世界。
戏剧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荀慧生记了一辈子的日记。伶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他不提笔，是找人写的。有份材料这样记载：一次，荀慧生在湖南湘潭演出。一个随行干部帮他做日记，问：“费这么大劲儿记日记干嘛。我看您记完了也不看。”
荀答：“先是记点事儿，怕忘了。后来觉得人活一辈子，酸、辣、苦、甜、咸都有。可事前都不知道，等知道了，事儿也过去了。不记下来，怪可惜的……”
程砚秋写日记，大概也有“不记下来，怪可惜的”的想法。但我始终认为，更重要的动机是想让自己活得明白些。从日记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贯穿其间的是程砚秋的自省意识。所谓自省，说白了，就是要弄清楚自己，弄清楚自己与这个社会、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他要做个明白人。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他就是个明白人。
别老嘲笑戏子，很多人对生活的态度、对社会的理解、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不如唱戏的，不如程砚秋。
2008年，是程砚秋逝世五十周年，程永江很想召开个纪念会，并说：“如果搞成了，你能不能谈谈程派演唱艺术的现代性问题。”
我答：“很遗憾，我不懂程派啊。”
看完日记，我觉得程砚秋的现代性，已不单是个唱腔问题。
在把看戏当成找“乐子”的时代，程砚秋已经立足于社会，严肃思考戏剧与人生之关系——这个实质为戏剧观的课题，显然是属于现代思维的范畴。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发表演讲，说“我们演一个剧，第一要自己懂得这个剧的意义，第二要明白观众对于这个戏的感情……还有人以为戏剧是用来开心取乐的，以为是玩意儿，其实不然”，“一个戏总有它的意义，算起总账来，就是一切戏剧都有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将艺术的社会功能提到人类生活目标的高度来认识，这在梨园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发表讲话之后没几天，即1932年元旦，程砚秋刊登启事：将“艳秋”改为“砚秋”，将字“玉霜”改为“御霜”。“艳”多形容色，而“砚”即为石，虽改一字，但用意颇深。以后的岁月，程砚秋不断追索、冥思、叩问，心魄一如清冷之月光。昆曲大家俞振飞曾说，在程砚秋如泣如诉的歌吟里，别有一股锋芒逼人的东西存在。这固然是演唱特征，但我以为基本上不是个技艺问题。锋芒的背后，是他极端隐忍、极端坚定的个性；在个性的背后，则是他明确的人生立场和艺术观念。
就在日进斗金、红得发紫的当口，就在创办南京戏曲音乐院（下设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戏曲研究所、主编《剧学月刊》的时候，程砚秋超乎常理地、也超乎想象地提出要告别亲友，只身奔赴欧洲，目的是游学考察。此举在同行看来，程老板不是疯癫，就是呆傻。有人说他意在效仿梅兰芳出洋唱戏。但是，一个人出国游学、考察西方戏剧，与带个戏班、花团锦簇地做商业演出，孰难孰易？这是不难掂量的。但是，为何要独自西行？却不易理解。因为在东方社会，绝大多数仍是以谋生作为人生的基本动力。而程砚秋的怪诞之举，是迈过当下、为明天做准备，行为颇具超前性。出国前夕，他写了一篇致梨园同仁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砚秋每想替我们梨园行多尽一点力，多做一点事……但是砚秋的学识太浅陋了，能力太薄弱了，这怎能负担起这样重大使命呢？因此就产生了游学西方的动机。”他还说，这个动机已产生一两年之久。
果然，1932年1月14日，由国际联盟派来中国考察教育的法国著名人士郎之万陪同，他开始了欧洲行，全部开销由本人负担。他到莫斯科，到巴黎，到柏林。看西方各种戏剧和音乐的演出，以及杂技，马戏。参观艺术大学、国家剧院、博物馆。凡是与表演艺术相关的，包括剧院建筑、舞台布景、灯光、效果、化装等剧场装置和技术，乃至剧团保险基金，程砚秋都深感兴趣，大量浏览且细心收集。他寄回国的西方音乐戏剧资料数量惊人：剧本数千，图片数千，书籍数千，这是一个唱戏的人干的吗？如今的学者到外国留学，未必如此吧？写到这里，深感愧疚。我们不如前辈啊！
程砚秋不是镀金客，绝非制造一瞬灿烂，片刻惊鸿。他是沉下一颗心来向西方学习的。“每晨七时起床，漱洗毕，进早茶，八时进早餐，温习功课，九时赴公园散步，十时学法文，十一时十二时会客，下午一时进午餐，二时休息，三至五时会客，六至八时温习功课，晚九时至十一时听音乐戏剧，十二时睡眠，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游历。”（《世界日报》，1932.12.5，P158）看到这张作息时间表，你能与一个中国名伶生活联系起来吗？程砚秋对西方的学习，还包括对自己以往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方面，日记里有非常详细的记录。比如定制西服、大衣，喝红酒，做名片，买手表、皮鞋、领带、背带、领带夹，抽雪茄，买杂志、明信片、照相框，他还买手枪，购置电影机，去医院检查体格，照艾克司光片，做手术，去咖啡馆，请人打字，请人绘制油画肖像，听人讲演。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当个假洋人，而是想融入社会，学习西方。“我初意到柏林，只预备考察一二个星期；到此地后感想很好，就变计想多住些日子。”（1932.5.30，P179）特别是当详细了解并认识到西方艺术教学与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再与充满血泪辛酸的国内科班相比较，程砚秋当即向柏林音乐大学校长提出:自己要进入大学，从头学起，学它几年。为此，他打算把家眷接到欧洲常住。程砚秋学习法语、德语，下的是死功。所以，没过多久，他的法语已经达到演讲的水平。
欧洲之行，直接影响着程砚秋的情感状态和行为方式。艺人的东西少了，人文色彩浓郁起来。他参加了一个只有二百多人的音乐会，其中的三重唱，令他非常感动。晚上在日记中这样写——
“窗前雨意沉沉，
时听卖歌人奏曲，
遍地美好草绿，
花红眼看凋零尽。
似紫燕高飞云游，
天际身分不断。
海上秋风永续，
把万分忧思竟抛弃。”
（1932.3.12，P162）
同年4月11日日记也是一首诗，也不讲格律，是随意写下的——
“神龙降落世海中，
欲使湖海互相通。
数年未达先天志，
摆脱淤泥复腾空。
身入世海担艰苦，
最喜风波处处同。”
其中“数年未达先天志，摆脱淤泥复腾空”是有些寓意的。“淤泥”指的是什么，“腾空”又是啥意思？值得琢磨。深的不说，起码他对从前的生活与生活环境是有所认识的。而这个认识，正是来自与西方文明的比较。所以，后来程砚秋郑重表示：“此行真是大开眼界，美不胜收。此番回国，我一定要尽心尽力把京剧改革一番，吸收西方舞台的精华，此志不变。”
无奈啊！这边厢是何等的酣畅淋漓，那边厢是何等的愁苦焦急。亲友们忍受不了他出国后的利益损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返回故里，重操旧业。“别情一种，江郎作赋赋难工，柳丝不为系萍踪。”他写信劝夫人，说：“既做人就尽一份心，替人类尽一份天职……处在乱世中，家庭观念要看得轻，儿女私情要抛得下，人生就是演悲剧。”这样的家书，他写了不止一封。“为表示来德定居决心，他大吃肥肉，大喝烈酒，大抽雪茄，一个月后，体重骤增，特摄影寄回，以表坚定不移之意志。”（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出版社2000，P318）那时，他有母，有妻，有子女，还有需要他供养的众多兄嫂侄辈。
常说，艺人走红要靠依托，依托金钱，依托权势，依托人脉，但此时的程砚秋无可依凭，生活的力量，由自己产生。
1934年6月1日，程砚秋离开北平去上海，亲自送十岁的长子（永光）出洋到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学校读书。自己唱戏，他不让孩子唱戏；自己无法到欧洲去读书，他定要孩子去西方求学。
1932赴欧洲考察时的程砚秋 （程砚秋/图）
2 总是凄凉调
论及私生活，梨园行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程四爷无可挑剔，一生无二色！他是19岁结婚，娶的是同庚的果素瑛（梨园世家出身），梅兰芳夫妇做牵线人。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夫妻能长期和睦相处。一个严于律己，一个慎于持家，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甘苦与共，安危相依。丈夫最终达到事业之巅峰，妻子受到业内无比之尊崇。这个比自由恋爱还美好的老式婚姻，让今天的娱乐圈多少有些羡慕。其实，家庭的幸福可以很单纯。“单”到围着一张桌子吃饭，“纯”到“你耕田来我织布”。夫妻的美满本不是向对方表白的，也不是用来向他人炫耀的。它是用来感受的——自己感受，对方也能够感受。
你看北京街头的那洋槐，花瓣由满枝转为满地；那银杏，叶片由灰绿变为鹅黄——这是树的四季风情。人也有风情，程砚秋由青年而壮年，由壮年而中年，由中年而鬓发皆斑。他的人生几步，走得有如四季一般，稳当又分明。但是，稳当分明中，自有内心的隐秘思绪；不断上进的数十载光阴，随之而来的是不尽的怅惘；在声誉日隆的壮年阶段，落寞情怀也与日俱增；在家庭一派和睦气氛里，也难掩夫妻的文化差异，其中包括思想的不同、性情的不同和境界的不同。
爱是永不停息的，爱也是永远的忍耐。在程砚秋的心灵与修养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的时候，他的爱则更多地体现于后者了。夫妻之间凡事包容，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把在家庭事务中的烦恼与痛苦，更多地掩藏起来，却留在了日记里。读着也琐细，也世俗，但也感动，因为我终于看到程砚秋的真性情。
1944年在青龙桥务农一段时光，程砚秋连续写下这样的话——
回青龙桥带茶叶年糕,素瑛意好似不必带,鸡肉叫拿青龙桥,未出言,语气甚不对,好似来青龙桥大家应该吃白水炒菜，咸菜就亦不该放香油才合她心,不知是何心理。雇了长工应该给人吃什么,就应给人吃什么,不能似家中用底下人。（1944.2.2，正月初九，P389）
我在城外所经营各事,此时是家内人尚不感所经营之事的好处,待今年年底，就觉我所买房与地的好处了……素瑛来了六天,将我平日所吃的最高待遇白面、荞面、豆面、炸年糕均吃了去了。（1944.3.11，P398）
素瑛归，好似现代官吏，将所存粮食问毕即归。（1943.12.13，P377）
7时半老范（作者注：程砚秋在青龙桥的帮手、雇工）回，言素瑛怨花钱太多，什么亦不许拿，好笑。我想一定觉得在青龙桥所有之物，同填海一般，一去不回返似的。我亦感觉自己太傻，清闲之福不安享而又经营地亩、建筑房屋。人生如云烟梦幻，何苦自苦，不晓得数年后所有便宜归了哪个，尚不知。（1944.4.24，P409）
素瑛总觉得各物拿到青龙桥太冤，好似从此各物如同丢了一般似的，一切较好之物粮食等均不愿拿此。我若反想所有一切均我所挣，为什么我就应这样待遇，不是不公平吗？经营各事亦作此想，盖房等亦是这样想，我真觉太冤。人生再20年就死了，何苦太自苦，倘留给不肖儿女胡花更冤，更对不起老范等辛苦拉石瓦匠受罪。（1944.4.27，P409-410）
儿女等应注意者，男子应不要胡花钱而财政要自管，女孩子出嫁应将日常经费算好，与丈夫要合作过日子，财政应由丈夫去发展，不要从中阻挠。最要认清对方是哪路人，不要似母亲与我，20年夫妇尚未看出丈夫是如何人，什么作风。
与素瑛信，要盖房钱，真不痛快拿来，叫我拿什么钱给瓦木匠，因其掌管钱财故。女人要紧关头总是不明白大体，令男人塌台，见不起人。钱当然是好的，应该知道作什么花出。我在城外省吃俭用，而精神又不让我痛快，思之太不高兴了，她忘了男人尚要在外面做人。所谓克己丰人，有这心无这力。（1944.5.9，P412）
与素瑛畅谈人生，留钱经营各事均为儿女享受，名誉乃是自身流传。认清此点，诸事得放手处皆能放手，不然一切皆舍不得，心疼。讲解半天，似懂非懂似的。素瑛下午归。（1944.7.1，P423）
素瑛信言，什么都没意思，就是看到光儿（留学外国的长子永光）尚高兴，意与我同。我觉得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将来到底闭眼了事，混吃等死。（1944.8.2，P429）
从上面抄录的数篇日记里，人们大致捕捉到程砚秋对家庭生活的感受。我一点也不意外，大概这是任何一个在外挣钱且全力养家的中国男人，都要碰到的——因对钱财支配问题的分歧抵触而生出的不满、烦闷、悲观乃至愤怒。一个有追求，一个过日子。一条是心路，一条是世路，两者走向不一。程砚秋也懂得，婚姻就是稻粱布帛，家庭就是竹篱茅舍。尽管满心向往更自主、更丰富的生活，但现实往往令人别无选择，他只有更多地向“世路”妥协。况且在家庭生活领域，没文化的、低文化的比有文化的强太多了。我甚至觉得自控力极强的程砚秋与心胸不够宽、眼光有些浅的妻子相处，实在是一种能力。于是，夫妻每次的不快与龃龉，最后都能风定人静。
再说了，人间享受的不就是浮李沉瓜么？谁也不可能超脱。
程砚秋成名后，肩上承担的不是一个家庭，而是整个家族。有三个兄长（承厚，承和，承海），他叫承麟，行四。家族没落，家境窘困，偏偏兄长又沾染上八旗子弟的坏习性，啥都不做，只会花钱。早前一家人，靠他的母亲托氏支撑。一旦程砚秋能靠唱戏挣钱的时候，给他的任务势必就是包揽全家族的生活。谁让“程老四能挣大钱”呢？谁叫他又那么有孝心呢？通常情况是老大、老二怂恿母亲托氏出面，要钱要物。程砚秋不忍伤及母亲的面子，也念及手足之情，于是，供养兄长全部生活与各种消费成了他的义务，一辈子的义务。程砚秋爱他们、也恨他们，厌弃他们、又离不开他们。而他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和难堪，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每次都是两个兄长到母亲卧室“告御状”，过后没多久，托氏便走到外面去“骂大街”。骂的话就像唱词一样“动听”：“你程老四唱成名啦？要什么有什么啦！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你哥哥们闹穷呀，给咱们老程家丢人现眼呐！这对你这位名角也不好看呐！程老四，你觉得吃亏了是不，你就听媳妇的话，妈妈做不了主啦，难道你就忍心亲哥儿们上街要饭去吗？你怕丢脸，我可不怕，叫街坊四邻都知道知道才好呐！谁叫你程四爷有本事呐……”（程永江《我的父亲程砚秋》P24 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一个多钟头的轮番叫骂，把家里人吓得不敢吭一声。程砚秋戏演完了，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老太太屋里，躬身“赔不是”。接着，请示需要“有本事”的儿子供养些什么。程砚秋为兄长买房舍，为兄长做买卖出本钱，最主要的是负担兄长们的日常“嚼裹”，按月送钱。除此，二哥经常惹事生非，三哥又染毒瘾，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家！“千斤担，一副挑，牢愁圈套我怎逃？”
在程砚秋日记里，叙述兄长及侄辈情况，比比皆是。足见，压在他身上的包袱有多重了——
（前2月24日写有：三兄处静华来要米）——静华来要米,果不出我所料，彼有所恃,本来收入不够，初云欠5天，赠米后变成15日不够，未给其米。吸大烟能将自力心羞耻心全失，令其告其父以后不要上我处来。(1943.2.28，P314）
族弟承瑞小名所儿,要钱耍无赖,年纪不到40岁,常至我家要钱,已将近30年,穷凶极恶。(1943.3.25，P321)
三兄处永庆来要米，一月数次去向我要米，非长久办法，思代其疏散家中人口，已令静贞往拜香山慈幼院孙主任，请绍介永昌、静敏入慈幼院读书，一可减轻其家粮食，虽花钱较多而有意义，二可免见其父怪样子，脱离丑恶环境，此乃治本之法。(1943.3.3，P315）
思在海淀觅住房数处，可以能安置三家兄长，市内之房太贵，不得不向外发展。（1943.3.31，P322）
三兄请杨君来，代其要求每月加11元烟（作者注：大烟）钱，太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可叹！（1943.7.21，P348）
李德久兄来，为二兄家务事。恐结果又要放在我的身上。大约海淀房要牺牲两间。（1943.8.17，P353）
素瑛、慧贞来，言二兄将王志才处存煤拉10000斤走，言与我说好，二兄这样做法太奇怪，狐狸快露出尾巴来了！（1943.9.26，P360）
到我处一切皆可拿走，养成他们（指侄辈）这依赖性，我若不管，想我太狠，做人实难。（1943.10.27，P366）
三兄家侄女侄子倒常来看我，到此拿面。我想不是为我而来，看在面的份儿上。我要无吃时可想。(1943.11.2，P368)
如今社会人士甚好处，请吃饭送钱一切问题均可解决。亲戚朋友远近一概不分就是钱最大，要钱就好办，吃更好说。（1944.2.10，P391）
我懂了：原来程砚秋一生的悲情，正是由这些里里外外的无数侵扰和弥漫于日常且又持久的抑郁压迫所形成。于程砚秋而言，家庭重于一切，家是他的生存堡垒，也是永难超度的苦海。他在日记里写下的“大大小小皆来骗我!”和每次上坟“总思大哭一场”以抒“心中蕴藏积日之悲”的句子，读来真是感慨万分！如果说，这个痛苦是他必须吞咽的，那么我们今天来咀嚼这个痛苦，就尤为同情，也尤感悲切。
程砚秋是舞台上的主角，也是生活里的主角。几十年来，程家这台戏靠他来表演，也随着他的离世而落幕。在人生旅途中，程砚秋学会的第一课，是忍耐、忍受、忍辱、忍让。此后，他跨出的每一步，无不踏着自己的汗和泪。程砚秋与有福气的梅兰芳有所不同：一岁丧父，童年跟师傅学戏，几乎就是“卖身为奴”，非打即骂，挨饿受冻。刚刚成才，崭露头角即遭遇同行排挤。在家族内部也是无风三尺浪，在母亲面前忍气吞声，在兄长面前接受逼迫强索，在妻子面前退让迁就。到了中年，程砚秋则时时处在凶险动荡的政治时局与琐细卑微的日常生活的双重夹击下，这更加重了他内心的悲情与恨意，以至于终生难消。
人皆有恨，这恨可根植于穷山恶水，亦可根植于急管繁弦。“大江东去响寒潮，总是凄凉调。”程派唱腔为什么能够强烈地表达悲伤？如寒夜里的惊悸，似酒醒后的心痛，歌吟把我们带进他的胸膛，手手牵扯出来的全是悲伤。而那低迷委婉、延绵起伏中时时显现的金属般的尖锐与纯粹，又告诉我们在他的悲伤里还有力量，他用力量压制着悲伤。也许，这是人生磨难送给艺术创造的一份厚礼。
程砚秋喜欢在太阳下独坐，喜欢一个人在田间漫步。这并非出于诗人情怀，因为只有风声、鸟声、萋萋青草和融融丽日，才能暂时驱散那笼罩心头的悲哀。
北京守愚斋，2010年3月—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