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人的苦难（4）
如果没有西风东渐，我的祖母的一生大概不会那么动荡，不会离乡背井，看着自己的儿孙离开自己远走他乡。我的祖母大约是1905年前后出生，等到她的儿子开始读书时，“洋学堂”已经风行起来，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努力，农民开始大量地涌向城市，可是很多像祖母那样的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承担着牺牲，几乎什么都没得到。现在想来，我的祖母是一个对“洋人”颇具敌意的人。她看到我学习英文时，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为什么中国人要放洋屁？”那时不能理解她的内心的纠结，只觉得祖母无知，现在想来恐怕是她逐渐把自己的不幸和“洋”东西挂上了钩，悟出了不管是民国期间的“洋”东西还是49年后的“洋”东西，都没有给她带来过好日子。我的父亲是二十几岁时成为基督徒的，他从未放弃过说服祖母信奉上帝，虽然他说祖母去世前接受了神，可是我却不相信祖母会接受上帝，天堂是一个对于她来说过于遥远的世界。
中国学专家怀特（Theodore White）说，清帝国垮台时，虽然有四个多月前的武昌事变，可是那点闹事比起太平天国或是后来的拳乱等等都算不上什么，但是清帝国说垮就垮了，跨得干干净净，连同帝国的法律、政府结构、皇帝的权威等等都一夜之间荡然无存，是历史上所有的帝国解体时没有过的现象。一个古老的2000多年的文明，曾经有过重大发明的文明，有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在东亚有着广泛影响的文明，就这样垮了，这是无法解释的现象。怀特没说的是，当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突然解体时，所有的社会成员的生活会陷入什么样的动乱和做出什么样的牺牲，这是否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代价。在我的理解里，清帝国的解体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代价------缺乏秩序和思想资源的转型的代价，不论是属于通过暴力革命登上权力的宝座的中国人，还是被革命迫害和屠杀的中国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这种混乱中付出自己的牺牲，只有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已。我的祖母就是属于中国人中那些成为现代化的祭品的一代。
我母亲的家庭在现代化过程里当然也必须付出代价，但牺牲的形式却不同于父亲的家庭。下面的故事从我的舅舅说起。那时文革结束有两年了，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舅舅要来了。舅舅上一次来我家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还是在文革之前，我还很小，所以我已不记得舅舅那时的模样了。我脑子里的舅舅的模样是看照片得来的，其中有舅舅西装革履的模样，也有着旧式中装的模样。再有的关于舅舅印象来自他的书信，全都是从右向左，从上向下书写，都是繁体字，并且不用标点。我开始读那些信时很困难，不过后来也习惯了，也都能看得懂。
我母亲的家庭原先算是富足人家，外祖父开着两家布庄，还有一些田地，一家住在城里。外祖父后来染上了烟瘾和赌搏的恶习，家道便败落了。外祖父、母先后去世后，母亲只剩下一个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舅舅大母亲十多岁，自外祖父母过世后，舅舅便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守寡的伯母，也就是外祖父的哥哥家，舅舅于是把他的妹妹带了过去。
母亲的家乡是北方地区基督教影响较深的地方，即便如我的外祖父这样的人也是“教民”，舅舅的伯母也是虔诚的教徒，舅舅高中毕业后便就读于神学院，毕业后成了专职牧师。母亲也是一直到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就读，除了信仰的选择，还因为有较好的资助。母亲毕业时正逢大陆政权易手，她理所当然地在新政权下开始了走出学校后的生活。
可舅舅在那时已经做牧师多年，主要在大陆北方的教会服务，也到青海和川藏地区传过教。1960年代开始，大陆的宗教全部被政府掌控，舅舅的日子开始艰难起来。对于官方教会的“三自”一套，舅舅不予认同，加上其它原因，舅舅便被逐出教会，发配到一家仓库看门，而这家仓库离我的舅妈和她带着的四个孩子有着4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从此，他们一家人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舅舅到了，我和母亲去接的车。舅舅那时还不到70，可是已经看起来颇为苍老，头发全都白了。时值冬天，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衣棉裤，在那人们已经开始在穿着上配上色彩的年头，多少显得又土又穷，更何况舅舅的黑棉裤还是那种大裤衩的松垮式样，再配上一顶棉帽，人就更显得苍老。如果不是和母亲一块去接的车，我想我是没法凭着照片上的印象来确认舅舅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在中国取消了宗教自由，中共还通过官办教会，将原来的少数教会领袖吸收到共产党里（这是教会里的资深人士的普遍说法，真像只有等待档案解禁才能确认），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大陆“独立教会”。到了文革中，甚至出现过有的牧师跳上台子批判其它牧师的事。文革后教会重开时，教会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下，以前的牧师们又重回教会，继续讲解起圣经来。这种事情不是极个别的，而是各大城市的教会都发生过的现象。这和民主党派的领袖逐渐成为共产党人，然后由他们来领导民主党派是一样的。奇怪的是，一些新加入民主党派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也都对此表示反感，但他们照样加入。教会也是一样，大家心照不宣，一些知情人可以安心地坐在台下听共产党员在台上讲道。如同两个人面对面说话，双方都知道对方说的是假话，但都假装不知道，-----并且还都知道对方是假装不知道。
我父母的宗教生活当然也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先是父母停止了做礼拜，后来是他们的那本又大又厚的《圣经》不见了，祷告要关起门来，再到后来我就没见过他们做祷告，也许是夜里熄了灯关起门后的事。有一天我发现祖母拿来了一个她自做的象棋盘，可以折叠，不过是三折，折起后像一本大的活页夹。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个两面都裱贴了白纸的棋盘的外面有凹印的“圣经”两个字，我才明白了原来不信上帝的祖母是用家里剩下的《圣经》外壳做了一个棋盘。里面的那些纸页呢？我想起父母在厨房关起门来烧东西的某个夜晚，我没有问父母，也没有问祖母，我只是不再用那个棋盘去和邻里的孩子下棋了。
舅舅来我家时大约是1979年初，中国的改变已经开始了，不仅教堂获准重新开放，连神学院也被批准恢复招生了。我的父母也从夜晚悄悄地祷告转为公开去教堂，我有时随他们一起去，看见他们和旧相识重逢时的喜悦以及同声赞美神的恩典时，我有时会怀疑他们是否都是说的心里话；看见他们手上拿着的簇新的《圣经》，我就会想起家里的那个棋盘。
舅舅来了后的第一顿晚饭时，家里多年来第一次由舅舅领着做了谢饭祷告。晚上，父母和舅舅谈了很久，我坐在一边听，一直到他们结束谈话又一起祷告，我都一直在听着。后面几天里，我问过舅舅一些基本的宗教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迷信，如何证明神爱世人等，还问过舅舅是否会恢复讲道。舅舅说，他觉得他太软弱，不如我的父亲坚强，他说自己亏欠神太多，不配再去讲道。
半年以后，我和母亲回访了舅舅一家。对于母亲来说，有点像是回老家，所以她非常开心，告诉了我许多舅舅一家的故事。原来舅舅就读的神学院的院长（或是教务长）是当地基督教卫理会的长老，他看中了舅舅，就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舅舅，并从此把舅舅留在他的教会里服务。舅妈是一个聪明漂亮而且非常能干的女性，受过大学教育，但她却并不爱她的父亲为她选择的丈夫。到了家庭分开后，两个人的关系就是靠着儿女维系着。舅妈有一个弟弟在大学做教授，级别很高，每月把工资的一部分交给舅妈，舅妈用这钱来养活四个儿女，加上舅妈的父亲。文革中舅妈父亲还在世时，舅妈的弟弟却去世了，舅妈一家陷入了困境。我的母亲就每月想法接济他们，而我的舅舅在这20年里没有负担起养家的责任，就让命运把他捆在了那个仓库。母亲说到这里，叹气道，你的舅舅也是太老实了！母亲又说，你舅妈真是了不起，一个人养了一大家。你姥爷（指舅妈的父亲）年纪大了，政府派给他的扫厕所、扫马路的事，全是你舅妈一个人替他做的，开你姥爷的批判会，她都要陪着她爸站到台子上去照顾他。她还从不让自己的孩子帮忙，怕自己的孩子让别人瞧不起，我小的时候也是我这个嫂子照顾我。唉，她和你舅舅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
我的四个表哥表姐都已经成家，除了一个离家去了别的城市，其他三个都在母亲的老家生活。那是一次让我难忘的经历，像是过节一样。我和舅妈其实倒挺熟，最近几年她因为孩子都大了，来我家过几次，有时是躲地震，有时是来探望我爸妈后，再去看望大女儿，我一向很喜欢她的那幅清爽利索的形象。舅妈和舅舅相互间几乎从不交谈，大家也都像没事一样说说笑笑，似乎没人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吃饭前，舅舅会把他的饭端到一边，自己一个人祷告，母亲这时总是不在。舅舅祷告完了，把他的饭端到桌上来和大家一起吃。
周末到了，舅舅和母亲要去做礼拜，说要去一个远一点的教堂，免得熟人太多要应酬。我问舅妈为什么不去。舅妈说，不去，我再也不会去了。我没想到舅妈的语气如此坚决，就接着问，为什么？舅妈说，小河，你不知道你舅妈求过他多少次，你舅妈从不求人，只求他。他如果是真神，他就一定不是我的神，他应许的是另外一种人。舅妈说这话时语调平和，像是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舅妈的态度亲友都知道，可是没有人会提起这事，除了我的父亲。他不止一次说过舅妈，直到舅妈有一次对他说，老河你以后要再和我说这我就不给你面子了。舅舅去世没几年，舅妈得了癌症，不久也去世了。有一次不知何故我和父母谈起了舅妈，父亲对母亲说，我看你嫂子最后也是受到了神的管教。母亲一听竟然勃然大怒，说：姓河的，你听着，你要再说一次这样的话，我和你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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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西风东渐，我的祖母的一生大概不会那么动荡，不会离乡背井，看着自己的儿孙离开自己远走他乡。我的祖母大约是1905年前后出生，等到她的儿子开始读书时，“洋学堂”已经风行起来，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努力，农民开始大量地涌向城市，可是很多像祖母那样的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承担着牺牲，几乎什么都没得到。现在想来，我的祖母是一个对“洋人”颇具敌意的人。她看到我学习英文时，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为什么中国人要放洋屁？”那时不能理解她的内心的纠结，只觉得祖母无知，现在想来恐怕是她逐渐把自己的不幸和“洋”东西挂上了钩，悟出了不管是民国期间的“洋”东西还是49年后的“洋”东西，都没有给她带来过好日子。我的父亲是二十几岁时成为基督徒的，他从未放弃过说服祖母信奉上帝，虽然他说祖母去世前接受了神，可是我却不相信祖母会接受上帝，天堂是一个对于她来说过于遥远的世界。
中国学专家怀特（Theodore White）说，清帝国垮台时，虽然有四个多月前的武昌事变，可是那点闹事比起太平天国或是后来的拳乱等等都算不上什么，但是清帝国说垮就垮了，跨得干干净净，连同帝国的法律、政府结构、皇帝的权威等等都一夜之间荡然无存，是历史上所有的帝国解体时没有过的现象。一个古老的2000多年的文明，曾经有过重大发明的文明，有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在东亚有着广泛影响的文明，就这样垮了，这是无法解释的现象。怀特没说的是，当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突然解体时，所有的社会成员的生活会陷入什么样的动乱和做出什么样的牺牲，这是否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代价。在我的理解里，清帝国的解体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代价------缺乏秩序和思想资源的转型的代价，不论是属于通过暴力革命登上权力的宝座的中国人，还是被革命迫害和屠杀的中国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这种混乱中付出自己的牺牲，只有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已。我的祖母就是属于中国人中那些成为现代化的祭品的一代。
我母亲的家庭在现代化过程里当然也必须付出代价，但牺牲的形式却不同于父亲的家庭。下面的故事从我的舅舅说起。那时文革结束有两年了，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舅舅要来了。舅舅上一次来我家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还是在文革之前，我还很小，所以我已不记得舅舅那时的模样了。我脑子里的舅舅的模样是看照片得来的，其中有舅舅西装革履的模样，也有着旧式中装的模样。再有的关于舅舅印象来自他的书信，全都是从右向左，从上向下书写，都是繁体字，并且不用标点。我开始读那些信时很困难，不过后来也习惯了，也都能看得懂。
我母亲的家庭原先算是富足人家，外祖父开着两家布庄，还有一些田地，一家住在城里。外祖父后来染上了烟瘾和赌搏的恶习，家道便败落了。外祖父、母先后去世后，母亲只剩下一个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舅舅大母亲十多岁，自外祖父母过世后，舅舅便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守寡的伯母，也就是外祖父的哥哥家，舅舅于是把他的妹妹带了过去。
母亲的家乡是北方地区基督教影响较深的地方，即便如我的外祖父这样的人也是“教民”，舅舅的伯母也是虔诚的教徒，舅舅高中毕业后便就读于神学院，毕业后成了专职牧师。母亲也是一直到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就读，除了信仰的选择，还因为有较好的资助。母亲毕业时正逢大陆政权易手，她理所当然地在新政权下开始了走出学校后的生活。
可舅舅在那时已经做牧师多年，主要在大陆北方的教会服务，也到青海和川藏地区传过教。1960年代开始，大陆的宗教全部被政府掌控，舅舅的日子开始艰难起来。对于官方教会的“三自”一套，舅舅不予认同，加上其它原因，舅舅便被逐出教会，发配到一家仓库看门，而这家仓库离我的舅妈和她带着的四个孩子有着4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从此，他们一家人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舅舅到了，我和母亲去接的车。舅舅那时还不到70，可是已经看起来颇为苍老，头发全都白了。时值冬天，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衣棉裤，在那人们已经开始在穿着上配上色彩的年头，多少显得又土又穷，更何况舅舅的黑棉裤还是那种大裤衩的松垮式样，再配上一顶棉帽，人就更显得苍老。如果不是和母亲一块去接的车，我想我是没法凭着照片上的印象来确认舅舅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在中国取消了宗教自由，中共还通过官办教会，将原来的少数教会领袖吸收到共产党里（这是教会里的资深人士的普遍说法，真像只有等待档案解禁才能确认），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大陆“独立教会”。到了文革中，甚至出现过有的牧师跳上台子批判其它牧师的事。文革后教会重开时，教会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下，以前的牧师们又重回教会，继续讲解起圣经来。这种事情不是极个别的，而是各大城市的教会都发生过的现象。这和民主党派的领袖逐渐成为共产党人，然后由他们来领导民主党派是一样的。奇怪的是，一些新加入民主党派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也都对此表示反感，但他们照样加入。教会也是一样，大家心照不宣，一些知情人可以安心地坐在台下听共产党员在台上讲道。如同两个人面对面说话，双方都知道对方说的是假话，但都假装不知道，-----并且还都知道对方是假装不知道。
我父母的宗教生活当然也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先是父母停止了做礼拜，后来是他们的那本又大又厚的《圣经》不见了，祷告要关起门来，再到后来我就没见过他们做祷告，也许是夜里熄了灯关起门后的事。有一天我发现祖母拿来了一个她自做的象棋盘，可以折叠，不过是三折，折起后像一本大的活页夹。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个两面都裱贴了白纸的棋盘的外面有凹印的“圣经”两个字，我才明白了原来不信上帝的祖母是用家里剩下的《圣经》外壳做了一个棋盘。里面的那些纸页呢？我想起父母在厨房关起门来烧东西的某个夜晚，我没有问父母，也没有问祖母，我只是不再用那个棋盘去和邻里的孩子下棋了。
舅舅来我家时大约是1979年初，中国的改变已经开始了，不仅教堂获准重新开放，连神学院也被批准恢复招生了。我的父母也从夜晚悄悄地祷告转为公开去教堂，我有时随他们一起去，看见他们和旧相识重逢时的喜悦以及同声赞美神的恩典时，我有时会怀疑他们是否都是说的心里话；看见他们手上拿着的簇新的《圣经》，我就会想起家里的那个棋盘。
舅舅来了后的第一顿晚饭时，家里多年来第一次由舅舅领着做了谢饭祷告。晚上，父母和舅舅谈了很久，我坐在一边听，一直到他们结束谈话又一起祷告，我都一直在听着。后面几天里，我问过舅舅一些基本的宗教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迷信，如何证明神爱世人等，还问过舅舅是否会恢复讲道。舅舅说，他觉得他太软弱，不如我的父亲坚强，他说自己亏欠神太多，不配再去讲道。
半年以后，我和母亲回访了舅舅一家。对于母亲来说，有点像是回老家，所以她非常开心，告诉了我许多舅舅一家的故事。原来舅舅就读的神学院的院长（或是教务长）是当地基督教卫理会的长老，他看中了舅舅，就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舅舅，并从此把舅舅留在他的教会里服务。舅妈是一个聪明漂亮而且非常能干的女性，受过大学教育，但她却并不爱她的父亲为她选择的丈夫。到了家庭分开后，两个人的关系就是靠着儿女维系着。舅妈有一个弟弟在大学做教授，级别很高，每月把工资的一部分交给舅妈，舅妈用这钱来养活四个儿女，加上舅妈的父亲。文革中舅妈父亲还在世时，舅妈的弟弟却去世了，舅妈一家陷入了困境。我的母亲就每月想法接济他们，而我的舅舅在这20年里没有负担起养家的责任，就让命运把他捆在了那个仓库。母亲说到这里，叹气道，你的舅舅也是太老实了！母亲又说，你舅妈真是了不起，一个人养了一大家。你姥爷（指舅妈的父亲）年纪大了，政府派给他的扫厕所、扫马路的事，全是你舅妈一个人替他做的，开你姥爷的批判会，她都要陪着她爸站到台子上去照顾他。她还从不让自己的孩子帮忙，怕自己的孩子让别人瞧不起，我小的时候也是我这个嫂子照顾我。唉，她和你舅舅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
我的四个表哥表姐都已经成家，除了一个离家去了别的城市，其他三个都在母亲的老家生活。那是一次让我难忘的经历，像是过节一样。我和舅妈其实倒挺熟，最近几年她因为孩子都大了，来我家过几次，有时是躲地震，有时是来探望我爸妈后，再去看望大女儿，我一向很喜欢她的那幅清爽利索的形象。舅妈和舅舅相互间几乎从不交谈，大家也都像没事一样说说笑笑，似乎没人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吃饭前，舅舅会把他的饭端到一边，自己一个人祷告，母亲这时总是不在。舅舅祷告完了，把他的饭端到桌上来和大家一起吃。
周末到了，舅舅和母亲要去做礼拜，说要去一个远一点的教堂，免得熟人太多要应酬。我问舅妈为什么不去。舅妈说，不去，我再也不会去了。我没想到舅妈的语气如此坚决，就接着问，为什么？舅妈说，小河，你不知道你舅妈求过他多少次，你舅妈从不求人，只求他。他如果是真神，他就一定不是我的神，他应许的是另外一种人。舅妈说这话时语调平和，像是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舅妈的态度亲友都知道，可是没有人会提起这事，除了我的父亲。他不止一次说过舅妈，直到舅妈有一次对他说，老河你以后要再和我说这我就不给你面子了。舅舅去世没几年，舅妈得了癌症，不久也去世了。有一次不知何故我和父母谈起了舅妈，父亲对母亲说，我看你嫂子最后也是受到了神的管教。母亲一听竟然勃然大怒，说：姓河的，你听着，你要再说一次这样的话，我和你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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