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时，加拿大的坟地常被我误为公园的延续。我那享年96岁的公公躺在本拿比一个坟场，公公当年之所以选择那里，是因为可以居高临下地眺望Metrotown的繁华，俯瞰着幢幢高楼大厦和盈盈鹿湖。
那个墓场没有一块竖立的墓碑，墓碑都水平方向地嵌入在草地中。
今天是周五，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祭祖。远远看去，就是一山坡的草地间或许多鲜花。
往年周末来的时候，人会多一些。泊了车，五颜六色的鲜花和绿莹莹的草地上行走着扫墓的人群，犹如春游一样。也全然没有国内清明时节的浩荡和拥挤。更没有烧香烧纸摆菜肴祭祖的习俗（或许是不容许）。大家只是放一束花在预留的雨水洞里。
我们和往年一样，在老父亲的墓前放一束彩色的菊花，低头悼思几分钟。
然后就上车，坐在车上，看着窗外的樱花，想着我所知很少的公公生平。
我来温哥华的那年，公公已经92岁了。我是一个喜欢听老人讲故事的人，第一次外出饮茶真见面了，才知道人老不一定话多的。公公不多话，如果你不提出问题的话，他几乎不讲话，只是说：吃吧吃吧。
可是我对公公的身世很好奇，让俺家LG做翻译，问了好多问题，公公都简洁地回答了，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装饰，只是直叙。
公 公在一个大家族里排行十七，很小父母双亡，读了几年私塾，就跟着堂哥们做生意。十三岁去了墨西哥在堂哥开的店里当艺徒，算盘打得飞快。后来回到广东南海， 自己开店开鱼塘。再后来生意做到了广州，解放时可以说是一个工商地主-乡下有田，城里有店。就在土改后公私合营前，公公的家族全体大逃亡到香港，家乡的房 子至今是保护建筑，我和LG2005年回去看过海南乡下也去了广州老房子。广州老房子有个老乡住着，镂空的木雕门和阳台，很有故事。乡下的庄园大门挂着一 把大锁，一位开杂货店的乡亲有钥匙，我们进了大门，一座座房子看过来，我这个比较感性，看着空空如也的大院和门口的池塘，心想，当时要有多大的决心才能离 开这套地主庄园呀。
在香港，他们家族的人继续做生意，但是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大陆文革那年，公公的堂兄都过世了，他成了家族的老大，他觉得香港也不安全。那是俺家LG已结婚（前妻），是个教书匠。寡言的公公突然请长子饮茶，说了一句话，你准备办理移民吧，到加拿大去。
于是LG开始申请，他们家族的人同时申请移民全球，有去澳洲的，去美国的，最多的是加拿大。这样三年后，全家族等于第二次大逃亡-香港没有一个亲戚了。
公公1970年到了加拿大后，再也没有回去香港也没有回去老家过，即便他们家族的祖坟被“开发需要”而平掉，所有尸体被焚烧，他也没有回去认领他父母的骨灰盒。公公安安心心地在温哥华度晚年。他坚持每天早餐后坐天车去唐人街，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步行两小时后进广州餐馆饮茶，这样的生活规律雷打不动。他坚持每周一次去世界佛教会做义工-用毛笔记账。
公公94岁那年在车站跌倒摔断了大腿骨，从此不去唐人街了，每天我LG陪他到附近餐馆饮茶，有时我也去。他拒绝别人的搀扶，自己拿着拐杖一点一点的走。
96 岁那年，公公在家里跌倒了，这次没有摔伤，但是他站不起来了。送进本拿比中心医院，大约两周后，LG的同父异母妹妹（医生）告诉我，今天爹爹会走的。果然 第二天一早，公公停止了呼吸，然后被搬上了灵车。守候在病房外的人们（我LG的继母，同父异母的弟妹，以及同兄弟们和下一代好多好多人）都站立起来，没有 人哭泣，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一会，车子就被推到太平间去了。
葬礼那天，他的三个子女都上台说了话，回忆了公公的助人为乐豁达的一生，还念了海外（墨西哥，澳洲，美国）发来的Email唁文。
大家哭声很小，我也哭了，不注重场合地回想起2004年我和LG的婚礼，当时92岁的公公是证婚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流泪但却没有过分地伤心。我欣慰公公一生中的每次决策，使得他的人生完全不同于留在国内的工商地主们。他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过上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家和公公家（现在继母一个人住着）很近，这就是我们附近的樱花树，继母有花粉症，要是公公活着，他一定会在雨中欣赏的。他喜欢加拿大，他喜欢温哥华。他第一次见面问我的话就是：你喜欢温哥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