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和许多听众一样，认识王一民，是从声音开始。
我一直以为一民是播音专业出身，记得当初还和朋友打过赌。这次问起一民，他很憨厚地笑了笑说：其实英语才是我的专业，我原来在天津外语学院读书，在国内没有受过播音方面的专业训练，只是偶尔在电台、电视台客串，纯粹是玩一下而已。
身高1米85的一民如今笑容可掬地坐在我的面前，这是周一的傍晚。刚从制作室出来的他脸上略带倦容。我问他每天大概工作多少时间，一民想都没想就回答：大概十七、八个小时吧。
好像怕我不相信，一民在桌子上摊开一张白纸刷刷地用笔画着：你看，我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风雨无阻，5点半必须到达电台，从5点半开始，我就要既为自己的国语新闻节目、也要为早上8点钟的粤语新闻做准备；7点钟开始是《晨光最前线》，这个栏目以前是和丹丽一起做，现在调整后只剩下我一人负责，虽说只有半小时，但一个人从新闻到交通消息到天气预报不停地滚动播出，比平时两人做要更忙更累。等到8点钟完成所有工作后，我几乎用跑步的速度去开车，转到另个公司去上班，一直忙到下午5点半)下班，傍晚还要赶回电台为晚上十点和十一点的国语新闻作准备……这7年来我基本就是这样，在两间公司和家这三点跑啊跑，像只永不停摆的表，追着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差。
一民说，刚入行那年要准备两只闹钟，怕自己醒不了，压力很大，每天睡到半夜1点多会醒一次，到两点多再醒一次，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慢慢才好转起来。
现在可以做到完全不需要闹钟，每天早上一到时间就能醒，那怕是休息日，很准时。一民讲到这里有些感慨。他接着给我说了这么个笑话，他说他现在除了在中文电台工作外，还在另一间西人电力公司属下的培训学院全职当经理，前年因为他们部门工作业绩优秀，公司特意奖励他们到南美的ARUBA去度假。一民说，出外度假那个星期他基本都在酒店里埋头“补觉”，同去的同事取笑他是花公司的钱到南美睡觉，一民听了一点都不觉委屈，相反他为能利用这个星期埋头大睡把多年来所欠的觉都补回来而暗自偷乐。
问起一民，既然这么累，有没有后悔走移民这条路？一民略为犹豫了一下，反问我：这是一句话可以讲清楚的么？
讲到当初出国的原因，一民说如今想起都觉得有些冲动。
我的童年其实并非如阳光般美丽。父亲40多岁才结婚，他是个艺术家，是吹小号的。“文革”时因为从事西洋音乐和成份问题被下放到农村，那时他还有肝病，全家的生计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现在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母亲靠着月收入才18元，要顾及远在农村下放且有病的丈夫，还有一个幼儿，很艰难的。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贫穷是什么滋味，也知道钱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重要。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我很刻苦地读书，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走来，我的成绩都很优秀。我想我算是运气比较好的，大学毕业后我有份很好的工作，八十年代那时候，一个万元户就很了不起，而我当时在一美国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处工作，每个月是1千美元，到后期我当上了经理，不但只负责中国的事务，还负责亚洲其他国家的业务管理，有车，有司机，在事业上可谓一帆风顺。
我是1996年移民加拿大的。为什么会移民？大概是在一个公司呆久了，就想变一下。当时觉得自己是学习英语的，应该到外国去生活一段时间；加上那时我负责亚洲方面的事务，每次进出别的国家总要办好多手续，朋友人说你不如移民吧，移民后就没那么麻烦了。这样我就真找人去办了，结果从申请到批准，一切都很顺利，我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安排好的。
其实萌生移民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把一切都考虑好，等移民申请真正批准了，却忽然感到彷徨，前面说过，我父母到中年才结合，我出国那年，他们都70多岁了，我走那天，看见母亲眼精那种闪动不安的牵挂，我眼泪确实忍不住，觉得自己好自私，想自己太多，想父母太少。
人年轻时就是这样，很多细节的问题全然不顾。一民讲到这里，声音有些沙哑。他说他母亲是个心很细的人，在没来加拿大之前每天都会通过短波收听这边的信息。比如气温是多少，下雪了没有，有些什么特别的新闻等等。而每一次，当母亲提醒他要小心什么注意什么时，他在电话这头都无言以对。而且为了不使母亲担心，每一次在电话里都说自己在这里好的不能再好。
好在你很快就找到工作了，是吗？见一民话语有些落寞，我赶紧将话题扯开。
是的，虽然我也带了笔钱过来，但内心还是很恐慌的，怕坐吃山空。开始我见过很多工作，都说我没有加拿大经验，一次一次的失败确实令我很沮丧，我曾问过他们：你不给我机会，我怎么会有加拿大经验呢？但他们可不这样想，大概这就是加拿大。直到有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有间自助餐厅在招侍应生，我想，这份工总不该再要求加拿大经验了吧？于是就赶紧去报名。
如今我还记得上班的第一天，那是96年的3月，天空还飘着雪，我的工作是将上千上万的刀叉分开并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当时我没想到厨房是没有暖气的，衣服穿得很少，在满地积水的厨房里从中午12点干到下午的4点才把第一拨的餐具弄完，经理告诉我可以“落场”了，等晚上6点再回来。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落场”，问他你4点叫我走，6点再叫我回来，那中间那两个小时我干嘛？经理听了冷冷地说“关我鬼（什么）事啊？”后来做熟了我才知道，原来我上的是“两头班”，中间那段时间就是“落场”，是自己打发自己的时间。
那天“落场”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当时天空下着雪，我穿着很单薄的衣服，手里捏着其他侍应分给我的5块钱小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站在餐厅的门外，仰望漫天雪花，完全看不到前途。我想：王一民，何苦来着？假如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后来我见到街那头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一位同胞，在我盯着他看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很温和的笑容，那刻我很感动。我想，其实每个人都如我这样开始的，能够在顺境中成功的人不算是成功，只有在一无所有的逆境中搏杀出来，才是真正的成功。我在那两个小时的呆立中一下子醒悟，我想，这条路无论是好是坏，都是自己选择的，我不走下去，又怎么知道结果是好是坏呢？这样到了晚上6点钟，我再次推开餐厅的门，重新走了进去，这一做，就是两年。
进入中文电台工作是1997年，也就是我在自助餐厅工作满一年后。
人的一生有时候很讲究机遇，那时国语不像现在这么流行，当时电台招收国语DJ的广告讲的是粤语，第一次我没听得很明白，后来第二次我刚好在朋友的车上，这位朋友是讲粤语的，我就对他说，麻烦你听一下，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朋友听完广告后就用英语告诉我，之后我给中文电台发了个传真，没多久监制就通知我去面试。记得当时有7、8个人被选中，一切好像顺理成章的，我被培训了一个星期后就上节目了。
一民如今讲起第一次进直播室做节目仍唏嘘不已。那天是琬玲带我，看见红灯一亮，我的手脚顿感冰冷，整个人紧张到根本搭不上话，糊里糊涂就过了一个多小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了。
从直播室出来时，我像被打败一样，那天晚上一个人想了很久，我知道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是退回去，继续在餐厅里干；还有就是迎上去。而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是个不碰到头破血流不会回头的人，所以我选择了后者。
正如你所看到的，就拿播一条天气预报这么个简单的工作程序，从“INTRO”开始，到报ID，放背景音乐，开咪，直到关咪放广告，2分钟的天气预报时间要完成八个动作，期间还要注重语气、语调和语速的规范，这对一个新人来说相当不容易。平时我们是没有机会进入直播室内练习的，为此我只好利用休息的时间进去直播室看前辈工作，回家根据调音工作台各按钮的位置在白纸上标记好一张键盘图，之后面对墙壁，双手放在白纸上，作直播练习，这样练了相当一段时间，监制也同意我尝试作主播，用我们的行话，就是让我坐在“王位”上主持节目。
我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自习，让我坐在“王位”上熟练操作设备应该没有问题。殊不知作为一个电台DJ，最重要的不是熟练，而是心理素质。那天我一坐在“王位”上，手不停地颤，根本没有办法调整设备，琬玲看我如此紧张，就使劲地摁着我的手，直到我完全安定下来。
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成功者呢？
当然不能这么说。一民眼睛越过透明玻璃凝视着那张“王位”摇了摇头。在一些人眼里，我或许是个成功者，但同为传媒人你应该知道，干我们这行时不能计较名利的。因为这本来就没什么名利可图。就算你在这行里很出名，充其量也不过是40多万华人认识你，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人问我，既然名和利都没有，你还做？这个问题要我怎么答？我想说，我需要份工，也需要有收入，这样我才能供车供房子，这是第一位的。再有，就是为责任。
譬如，有次我在一个商场作推广，一位老人特意从密西沙加（Missisauga）市开两个多小时的车来看我，他说他想来看看我，说这些年是我的节目使他不感寂寞，为了不落下我的节目，每天他会调好闹钟，准时起床听我的节目，等到节目播完了，再去补一觉。你说，当你从听众中听到这样的鼓励时，你能不感动吗？还有些听众，听说我有犯口腔溃疡的习惯，每逢听到我主持节目“吃螺丝”就知道我不舒服了，他们会传真些药方，或者亲自冒雪开车将药带给我。我经常想，作为一个极普通的人，能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我能回报予他们的，只有努力地工作。
有听众说起一民那把很具磁性的声音，抑扬顿挫间所透析出的淡定、随和和亲切感，相当有穿透力。一民听我这么说时，眼眸“忽”的闪了一下。
我刚才讲过的。一民沉思了一下说。作为一个好的DJ，心理素质相当重要。也许你们每天听一民播新闻的声音都是差不多的，殊不知在声音的背后，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比如有次发生大的事件，因为事急来不及准备，而播音室那边的音乐也响了起来，我和编辑只有同时跑步进入直播室，尽管当时气喘心慌，耳机里还传来技术人员的催促语，但一进入状态，所有的情绪就必须归零，编辑跪在地上边写新闻提要边递给我读，他写一条，我读一条，很刺激。还有一次设备出了故障，来不及收新闻了，只好将电脑抱到直播室去播，这样的惊险情况是最考验人的心理素质的了。
我还想说，人难免会有喜怒哀乐，但是人一坐在“王位”上，就要心平气和，满脸笑容。一句话是笑着讲出来的还是苦绷着脸讲出来的，听众都能听出来的。好的DJ，只有心里有听众，你才能将空间的距离拉近，直接心接触着心。
做戏的有“上场门”，意思是当你一跨过这道空的门，你就不是你，是角色；做电台DJ的也有一道空的门，这就是直播室门上那盏红色的灯。灯一亮，你就要忘记自己，因为听众没有义务为你承受。像有一次，我在回公司的路上，一位违规的驾驶者将我的车撞了，等警察来看过后，我将不能开动的车停在路边，赶紧跑步回台开咪，当我一进入直播室内，我就告诫自己，刚才的事必须马上忘记。这是做DJ的基本功。
我在快采访结束时忽然问一民，有没有想过回去呢？一民听我这么问爽朗地笑了起来。
以前真有想过的，没取得公民身份时我整天想只要拿到公民那天，我一定放弃家里一切物品，叫辆出租车送我到机场去……等到这一天真来了，我又觉得，加拿大其实是个很好的国家，很随和，也很轻松。经过这几年，觉得自己已经很热衷于这份工作，因为现在有愈来愈多的国语听众，他们中间很多是新移民，能够在空气中给他们一些快乐，或者是鼓励，让他们少走些弯路，很有意义的。
既然，我说。你已经将这里当作你的家，为何至今还是独身？有个家，起码多一份照顾，多一分牵挂吧？
这个我当然清楚。一民被我说得有些腼腆，他没待我将话说完就抢着回答。我不是没谈过恋爱，只是我确实太缺时间。平时一天做17、8个钟，睡觉都不够。周末我会去教堂做些传译的义工。曾经也有朋友给我介绍朋友，大家见了面，相处得也还好，但彼此能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太少，最后别人都不相信，我会是这样忙。
关于未来，一民说走过这么多年，从最艰难开始，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在加拿大，谁都不敢说自己能将一份工打到天长地久，但，生活的磨炼，已让我懂得很坦然面对。那怕现在再重新开始，都不会怕，不会气馁。大概这就是他们说的“加拿大经验”吧。
假如有一天，真的可以轻松下来，我想联络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能凭着共同的经验，对后来者提供多一些的帮助。
“……不同的语言文化，工作的压力，赚钱的辛苦，都使我们好想有一片自我的空间，好在有这片国语的天地，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大都市当中，在茫茫的人海里，使你我觉得有一个归宿：每一天都是真情的流露……”
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一民介绍自己的这段广播词，一下子明白了他，以及他对未来的期望。
【转帖时务请注明“星星生活特稿”，谢谢】
【王一民图片连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我一直以为一民是播音专业出身，记得当初还和朋友打过赌。这次问起一民，他很憨厚地笑了笑说：其实英语才是我的专业，我原来在天津外语学院读书，在国内没有受过播音方面的专业训练，只是偶尔在电台、电视台客串，纯粹是玩一下而已。
身高1米85的一民如今笑容可掬地坐在我的面前，这是周一的傍晚。刚从制作室出来的他脸上略带倦容。我问他每天大概工作多少时间，一民想都没想就回答：大概十七、八个小时吧。
好像怕我不相信，一民在桌子上摊开一张白纸刷刷地用笔画着：你看，我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风雨无阻，5点半必须到达电台，从5点半开始，我就要既为自己的国语新闻节目、也要为早上8点钟的粤语新闻做准备；7点钟开始是《晨光最前线》，这个栏目以前是和丹丽一起做，现在调整后只剩下我一人负责，虽说只有半小时，但一个人从新闻到交通消息到天气预报不停地滚动播出，比平时两人做要更忙更累。等到8点钟完成所有工作后，我几乎用跑步的速度去开车，转到另个公司去上班，一直忙到下午5点半)下班，傍晚还要赶回电台为晚上十点和十一点的国语新闻作准备……这7年来我基本就是这样，在两间公司和家这三点跑啊跑，像只永不停摆的表，追着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差。
一民说，刚入行那年要准备两只闹钟，怕自己醒不了，压力很大，每天睡到半夜1点多会醒一次，到两点多再醒一次，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慢慢才好转起来。
现在可以做到完全不需要闹钟，每天早上一到时间就能醒，那怕是休息日，很准时。一民讲到这里有些感慨。他接着给我说了这么个笑话，他说他现在除了在中文电台工作外，还在另一间西人电力公司属下的培训学院全职当经理，前年因为他们部门工作业绩优秀，公司特意奖励他们到南美的ARUBA去度假。一民说，出外度假那个星期他基本都在酒店里埋头“补觉”，同去的同事取笑他是花公司的钱到南美睡觉，一民听了一点都不觉委屈，相反他为能利用这个星期埋头大睡把多年来所欠的觉都补回来而暗自偷乐。
问起一民，既然这么累，有没有后悔走移民这条路？一民略为犹豫了一下，反问我：这是一句话可以讲清楚的么？
讲到当初出国的原因，一民说如今想起都觉得有些冲动。
我的童年其实并非如阳光般美丽。父亲40多岁才结婚，他是个艺术家，是吹小号的。“文革”时因为从事西洋音乐和成份问题被下放到农村，那时他还有肝病，全家的生计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现在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母亲靠着月收入才18元，要顾及远在农村下放且有病的丈夫，还有一个幼儿，很艰难的。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贫穷是什么滋味，也知道钱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重要。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我很刻苦地读书，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走来，我的成绩都很优秀。我想我算是运气比较好的，大学毕业后我有份很好的工作，八十年代那时候，一个万元户就很了不起，而我当时在一美国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处工作，每个月是1千美元，到后期我当上了经理，不但只负责中国的事务，还负责亚洲其他国家的业务管理，有车，有司机，在事业上可谓一帆风顺。
我是1996年移民加拿大的。为什么会移民？大概是在一个公司呆久了，就想变一下。当时觉得自己是学习英语的，应该到外国去生活一段时间；加上那时我负责亚洲方面的事务，每次进出别的国家总要办好多手续，朋友人说你不如移民吧，移民后就没那么麻烦了。这样我就真找人去办了，结果从申请到批准，一切都很顺利，我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安排好的。
其实萌生移民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把一切都考虑好，等移民申请真正批准了，却忽然感到彷徨，前面说过，我父母到中年才结合，我出国那年，他们都70多岁了，我走那天，看见母亲眼精那种闪动不安的牵挂，我眼泪确实忍不住，觉得自己好自私，想自己太多，想父母太少。
人年轻时就是这样，很多细节的问题全然不顾。一民讲到这里，声音有些沙哑。他说他母亲是个心很细的人，在没来加拿大之前每天都会通过短波收听这边的信息。比如气温是多少，下雪了没有，有些什么特别的新闻等等。而每一次，当母亲提醒他要小心什么注意什么时，他在电话这头都无言以对。而且为了不使母亲担心，每一次在电话里都说自己在这里好的不能再好。
好在你很快就找到工作了，是吗？见一民话语有些落寞，我赶紧将话题扯开。
是的，虽然我也带了笔钱过来，但内心还是很恐慌的，怕坐吃山空。开始我见过很多工作，都说我没有加拿大经验，一次一次的失败确实令我很沮丧，我曾问过他们：你不给我机会，我怎么会有加拿大经验呢？但他们可不这样想，大概这就是加拿大。直到有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有间自助餐厅在招侍应生，我想，这份工总不该再要求加拿大经验了吧？于是就赶紧去报名。
如今我还记得上班的第一天，那是96年的3月，天空还飘着雪，我的工作是将上千上万的刀叉分开并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当时我没想到厨房是没有暖气的，衣服穿得很少，在满地积水的厨房里从中午12点干到下午的4点才把第一拨的餐具弄完，经理告诉我可以“落场”了，等晚上6点再回来。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落场”，问他你4点叫我走，6点再叫我回来，那中间那两个小时我干嘛？经理听了冷冷地说“关我鬼（什么）事啊？”后来做熟了我才知道，原来我上的是“两头班”，中间那段时间就是“落场”，是自己打发自己的时间。
那天“落场”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当时天空下着雪，我穿着很单薄的衣服，手里捏着其他侍应分给我的5块钱小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站在餐厅的门外，仰望漫天雪花，完全看不到前途。我想：王一民，何苦来着？假如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后来我见到街那头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一位同胞，在我盯着他看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很温和的笑容，那刻我很感动。我想，其实每个人都如我这样开始的，能够在顺境中成功的人不算是成功，只有在一无所有的逆境中搏杀出来，才是真正的成功。我在那两个小时的呆立中一下子醒悟，我想，这条路无论是好是坏，都是自己选择的，我不走下去，又怎么知道结果是好是坏呢？这样到了晚上6点钟，我再次推开餐厅的门，重新走了进去，这一做，就是两年。
进入中文电台工作是1997年，也就是我在自助餐厅工作满一年后。
人的一生有时候很讲究机遇，那时国语不像现在这么流行，当时电台招收国语DJ的广告讲的是粤语，第一次我没听得很明白，后来第二次我刚好在朋友的车上，这位朋友是讲粤语的，我就对他说，麻烦你听一下，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朋友听完广告后就用英语告诉我，之后我给中文电台发了个传真，没多久监制就通知我去面试。记得当时有7、8个人被选中，一切好像顺理成章的，我被培训了一个星期后就上节目了。
一民如今讲起第一次进直播室做节目仍唏嘘不已。那天是琬玲带我，看见红灯一亮，我的手脚顿感冰冷，整个人紧张到根本搭不上话，糊里糊涂就过了一个多小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了。
从直播室出来时，我像被打败一样，那天晚上一个人想了很久，我知道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是退回去，继续在餐厅里干；还有就是迎上去。而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是个不碰到头破血流不会回头的人，所以我选择了后者。
正如你所看到的，就拿播一条天气预报这么个简单的工作程序，从“INTRO”开始，到报ID，放背景音乐，开咪，直到关咪放广告，2分钟的天气预报时间要完成八个动作，期间还要注重语气、语调和语速的规范，这对一个新人来说相当不容易。平时我们是没有机会进入直播室内练习的，为此我只好利用休息的时间进去直播室看前辈工作，回家根据调音工作台各按钮的位置在白纸上标记好一张键盘图，之后面对墙壁，双手放在白纸上，作直播练习，这样练了相当一段时间，监制也同意我尝试作主播，用我们的行话，就是让我坐在“王位”上主持节目。
我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自习，让我坐在“王位”上熟练操作设备应该没有问题。殊不知作为一个电台DJ，最重要的不是熟练，而是心理素质。那天我一坐在“王位”上，手不停地颤，根本没有办法调整设备，琬玲看我如此紧张，就使劲地摁着我的手，直到我完全安定下来。
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成功者呢？
当然不能这么说。一民眼睛越过透明玻璃凝视着那张“王位”摇了摇头。在一些人眼里，我或许是个成功者，但同为传媒人你应该知道，干我们这行时不能计较名利的。因为这本来就没什么名利可图。就算你在这行里很出名，充其量也不过是40多万华人认识你，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人问我，既然名和利都没有，你还做？这个问题要我怎么答？我想说，我需要份工，也需要有收入，这样我才能供车供房子，这是第一位的。再有，就是为责任。
譬如，有次我在一个商场作推广，一位老人特意从密西沙加（Missisauga）市开两个多小时的车来看我，他说他想来看看我，说这些年是我的节目使他不感寂寞，为了不落下我的节目，每天他会调好闹钟，准时起床听我的节目，等到节目播完了，再去补一觉。你说，当你从听众中听到这样的鼓励时，你能不感动吗？还有些听众，听说我有犯口腔溃疡的习惯，每逢听到我主持节目“吃螺丝”就知道我不舒服了，他们会传真些药方，或者亲自冒雪开车将药带给我。我经常想，作为一个极普通的人，能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我能回报予他们的，只有努力地工作。
有听众说起一民那把很具磁性的声音，抑扬顿挫间所透析出的淡定、随和和亲切感，相当有穿透力。一民听我这么说时，眼眸“忽”的闪了一下。
我刚才讲过的。一民沉思了一下说。作为一个好的DJ，心理素质相当重要。也许你们每天听一民播新闻的声音都是差不多的，殊不知在声音的背后，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比如有次发生大的事件，因为事急来不及准备，而播音室那边的音乐也响了起来，我和编辑只有同时跑步进入直播室，尽管当时气喘心慌，耳机里还传来技术人员的催促语，但一进入状态，所有的情绪就必须归零，编辑跪在地上边写新闻提要边递给我读，他写一条，我读一条，很刺激。还有一次设备出了故障，来不及收新闻了，只好将电脑抱到直播室去播，这样的惊险情况是最考验人的心理素质的了。
我还想说，人难免会有喜怒哀乐，但是人一坐在“王位”上，就要心平气和，满脸笑容。一句话是笑着讲出来的还是苦绷着脸讲出来的，听众都能听出来的。好的DJ，只有心里有听众，你才能将空间的距离拉近，直接心接触着心。
做戏的有“上场门”，意思是当你一跨过这道空的门，你就不是你，是角色；做电台DJ的也有一道空的门，这就是直播室门上那盏红色的灯。灯一亮，你就要忘记自己，因为听众没有义务为你承受。像有一次，我在回公司的路上，一位违规的驾驶者将我的车撞了，等警察来看过后，我将不能开动的车停在路边，赶紧跑步回台开咪，当我一进入直播室内，我就告诫自己，刚才的事必须马上忘记。这是做DJ的基本功。
我在快采访结束时忽然问一民，有没有想过回去呢？一民听我这么问爽朗地笑了起来。
以前真有想过的，没取得公民身份时我整天想只要拿到公民那天，我一定放弃家里一切物品，叫辆出租车送我到机场去……等到这一天真来了，我又觉得，加拿大其实是个很好的国家，很随和，也很轻松。经过这几年，觉得自己已经很热衷于这份工作，因为现在有愈来愈多的国语听众，他们中间很多是新移民，能够在空气中给他们一些快乐，或者是鼓励，让他们少走些弯路，很有意义的。
既然，我说。你已经将这里当作你的家，为何至今还是独身？有个家，起码多一份照顾，多一分牵挂吧？
这个我当然清楚。一民被我说得有些腼腆，他没待我将话说完就抢着回答。我不是没谈过恋爱，只是我确实太缺时间。平时一天做17、8个钟，睡觉都不够。周末我会去教堂做些传译的义工。曾经也有朋友给我介绍朋友，大家见了面，相处得也还好，但彼此能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太少，最后别人都不相信，我会是这样忙。
关于未来，一民说走过这么多年，从最艰难开始，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在加拿大，谁都不敢说自己能将一份工打到天长地久，但，生活的磨炼，已让我懂得很坦然面对。那怕现在再重新开始，都不会怕，不会气馁。大概这就是他们说的“加拿大经验”吧。
假如有一天，真的可以轻松下来，我想联络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能凭着共同的经验，对后来者提供多一些的帮助。
“……不同的语言文化，工作的压力，赚钱的辛苦，都使我们好想有一片自我的空间，好在有这片国语的天地，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大都市当中，在茫茫的人海里，使你我觉得有一个归宿：每一天都是真情的流露……”
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一民介绍自己的这段广播词，一下子明白了他，以及他对未来的期望。
【转帖时务请注明“星星生活特稿”，谢谢】
【王一民图片连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