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给资本家干活，一边听帕瓦罗蒂的茶花女，忽然想到野猪君昨天嘲笑“打小都是穷不垃圾的”一帮人各自对“最喜欢的一道中国菜”的情有独钟，唤起了对一件小事的回忆。

中学的时候跟着几位学长在一起学拉小提琴，那时候是一片文化荒原，公开场所能听到的小提琴曲也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插曲之类。某日，有一位学长不知道从哪里找来苏联大师的一张小夜曲黑胶唱片，是那种厚厚沉沉的78转硬板唱片，与当时国内流行的塑料薄膜唱片相当不同。记得当时几个人聚集在足球场旁边，摩拳擦掌，急不可耐，等着一享天籁之声。由于这类东东当时属于违禁品，所以找到唱片的学长不敢把它亮在外面招摇过市，给我们几个看过之后，又小心仔细地塞在上衣底下避人耳目。众人商量好了去谁家偷听唱片，跨上自行车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听到咔嚓一声，原来学长不小心，揣着的唱片不知道怎么別到车把上，裂成两片儿。大家当时都傻了，痛惜和失望之下，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互相呆望着。

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中学生Iphone里收藏的MP3，也许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古代帝王所享有的庙堂之声，但是今天的我们，是否就一定比当年的帝王们感受到更多的愉悦？如果愉悦都不是客观的“普世真理”，还有什么可以是绝对“客观”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愉悦，每个地理区域也有每个地理区域的愉悦。七十年代冒着被民兵小分队抓获归案而与女友拉手的青工，在那一刻感受到的震撼，也许丝毫不逊色于大洋这边吸食了LSD，又在“公社“的草地上与人裸身打滚的嬉皮士所感受到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