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亚运前不久,我想上北京去找同学玩。本地火车站的售票处拒绝卖票给我(虽然有票和空位),理由是我没有“三证”俱全:身份证,学生证和单位证明。关键是单位证明,系里不给开:上级有规定,亚运期间一般不开证明上北京!
过了几年,上海的东亚运动会,这回是我的同事A碰到同样的麻烦了:限制入沪。
我就不明白,在汉城搞运动会,在洛山矶搞运动会,也一定要控制老百姓从外地入城吗?
现在我在加拿大了,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我不会因为多伦多办奥运而被拒绝进入多伦多。仅仅凭这一点,我就反对北京办奥运,甚至,我反动任何国际性大运动会在中国开。除非中国的老百姓不会被随意剥夺自由旅行的权力。
联想开来,如果一个制度不尊重普通个人的权益,那么再冠冕堂皇的事情对老百姓来说都是灾难。亡,百姓苦, 兴,百姓苦!
过了几年,上海的东亚运动会,这回是我的同事A碰到同样的麻烦了:限制入沪。
我就不明白,在汉城搞运动会,在洛山矶搞运动会,也一定要控制老百姓从外地入城吗?
现在我在加拿大了,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我不会因为多伦多办奥运而被拒绝进入多伦多。仅仅凭这一点,我就反对北京办奥运,甚至,我反动任何国际性大运动会在中国开。除非中国的老百姓不会被随意剥夺自由旅行的权力。
联想开来,如果一个制度不尊重普通个人的权益,那么再冠冕堂皇的事情对老百姓来说都是灾难。亡,百姓苦, 兴,百姓苦!